“了解质性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在哈佛大学念博士。之前我曾经在湖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和任教，自认为已经是一个“知识分子”，教书也颇得学生的好评。虽然没有做过什么系统的学术研究，但对定量研究和一般的思辨性研究也略知一二。我有一种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有的既自傲又自卑的心态:认为自己也算得上是一名“社会精英”，对普罗大众的“无知”颇为不屑；但同时又对学术“研究”有一种神秘感，在学术成就高于自己的人面前不免自惭形秽。
接触质性研究是因为这是一门必修课，所有博士生除了修定量研究还需要上至少一门质性研究课程。虽然开始时是带着不得不修的心情去上课，可是随着课程的进展，在做小课题过程中一步步地探索，自己似乎慢慢地品到了这种研究的韵味。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在困惑中寻找和修改自己的研究问题，反复思考自己的理论前设和经验性知识，尝试与陌生人建立和保持关系，对他们进行多次深度访谈和现场观察，收集他们的各种人工制品，参与他们的各种活动，甚至长时间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与此同时，还需要绞尽脑汁地写各种研究备忘录，画各类图表和分析框架图，对被研究者的“本土概念”进行分析，反复推敲已浮出水面的初步研究结果，反思研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特别是研究关系、伦理道德、研究结果的效度和推广度问题。
1995年我来到北京大学任教，第一门课程开的就是质性研究。同学们的热情和在学习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令我振奋。也许是厌烦了国内大部分思辨研究的空洞和定量研究虽程序规范但结果苍白的现状，同学们对质性研究表现出空前的热忱。质性研究长于对鲜为人知的现象进行探究，对当事人的意义建构进行深度解释，对事情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连续追踪。它要求研究者从当事人那里实地收集原始资料，自下而上地分析资料和建构理论，并非常关注研究者身份以及研究关系给研究带来的影响，等等。这一切都给年轻学子挥洒探究热情、形成研究素养、放飞想象的翅膀提供了创新的空间。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15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一直在北大教授这门课程，并应邀在国内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中小学做讲座和开设工作坊。此外，我从事的所有研究课题都使用了这种方法，虽然有时根据研究内容和环节的不同需要也同时采用了定量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方法。我之所以对质性研究情有独钟，除了它的人文性和平民性，最吸引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与定量研究不同，质性研究伊始通常没有固定的理论框架和需要验证的假设，而是通过研究后才形成自己的初步结论。因此，它非常适合探究那些学界、实践界尚不清楚的问题——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一起在黑暗中摸索，充分调动和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摸着石头过河”，自下而上地建构起对研究现象的理解和解释。
过去数年，我带领几十名大学研究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一起做的“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所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瞎子摸象”的过程。我们的课题从一开始就不断遭受各方的质疑，其中最大的质疑就是:“实践性知识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也充满困惑。由于实践性知识具有缄默性、身体化、个人化、不确定性等特征，很难用明晰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少。然而，通过从一线教师那里收集一手资料，进入课堂观察他们的教学活动，与他们进行深入的交流，收集他们所写的反思笔记和教学案例，同时不断地反思我们自己的前设和经验，阅读相关文献，重新框定问题，廓清概念，我们逐渐得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就“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内容类型、呈现方式、结构要素、生成机制和触媒条件等提出了一些初步结论。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自信地说我们已经知道“教师实践性知识”是什么了，但是通过不断地探究和调整，我们把这个问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回顾自己至今为止的学术生涯，可改用米尔斯的一句话：选择做一名质性研究者，既是选择了一种职业、一种研究取向，同时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质性研究要求研究者将自己的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结合起来，在历史和社会的交接处探究个人困扰，因此，我的个人生活已不可避免地与我的学术工作相互缠绕。这种弥散在我日常生活中甚至渗透在我血肉中的“惶惶不可终日”的研究心态，虽然有时会让我感到有点疲累，但更多地是让我振奋，不时产生“高峰体验”。我相信，只有真心投入到自己喜爱的工作，在真实的情境中探究有意义的“真”问题，我们的研究才会真正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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