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8日，时值孔子诞辰2572周年。下午两点，历史文化学院第7期读书会在崇德楼209教室如期举行。此次阅读书目为马长寿先生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该书运用二重证据的方法，从题名的姓氏、官爵、里居和亲属关系入手，阐明了关中古部族的地域分布、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阶级分化等问题，模拟出了关中地区的种族融合进程。
首先，引读人周子钦对葛少旗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在介绍本期阅读书目后，简单分享了自己的阅读感悟。随后，本次读书会进入自由分享阶段，五位与谈人分别表达了自己阅读《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时的思考和感悟，葛少旗一一进行了点评并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与谈人李晓清以“碑铭中的历史书写”为主题，主要对书中冯翊护军所辖五部部族、三类文武官秩等内容进行解读，认为作者对部族的渊源、地域分布、人口数量、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阶级分化、文武官秩等方面进行的思考，深入推进了学界对关中古部族的研究。
紧接着，与谈人袁越主要从三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一是本书每一部分都有新发现，都是颇具价值的学术成果；二是马先生对关中鲜卑部族的具体来源和发展状况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关陇集团”非核心阶层的认知。三是认为马长寿和岑仲勉的治学有相似之处，但马长寿更注重史论结合和多学科交叉。
随后，与谈人王承红从两方面分享了自己的感悟：其一，碑铭资料作为第一手史料在证史、补史方面有很大的史学价值。书中对《邓太尉祠碑》中“和宁戎”乃“和戎”和“宁戎”之合称以及对于和宁戎所在之地的考证体现出了二重证据法的重要性；其二，随着越来越多地下文物的发掘与出土，我们在做历史研究时应始终秉持求真求实的态度。如在本书校后补记中，先生直言通过实地考察，自己之前根据《关中金石志》所得出的论断是错误的，即北朝关中民间造像并非始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的《大代晖福寺碑》。这种治史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与谈人段雯静又从历史分期和前瞻性两个角度提出新的认识。一方面，她认为马长寿在讨论北朝问题时，将下限截至隋代初年，虽可能因为材料有限，但也暗含着他本人关于历史分期的认识，他认为隋代初年无论是制度还是生活层面更像是北朝的延续，而不是新时代的开始，先生的这个认识对于我们更好的了解隋朝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她认为马长寿对于关中部族的研究有很大的前瞻性，以石刻材料为中心来研究某一区域少数民族部族，解决了往后二三十年才能解答的问题。
与谈人付丽则认为马长寿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亲自考察，去寻找一手史料，这启示我们不能只局限于文字史料，还应该到所研究历史的发生地，寻找更加原始的一手史料。而在信息和交通并不发达的当年，写好这部书无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先生笔耕不辍，这种赤诚之心，这种勤学善思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段雯静、付丽的分享过后，葛少旗进行了补充并分享了自己的读书感悟。首先，葛少旗认为本书交代了学术研究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全过程，是一大亮眼之处，对我们的研究也提供了一定思路。马先生一开始便提到本书写作的缘起：在阅读《关中金石志》时，随着读书札记积累的越来越多，最早产生了写一从碑铭推测关中部族的分布和关系的论文，但苦于材料难觅，“屡起屡仆”。后来偶观省图、省博的一些拓片后，才重新写成本书。葛老师借此勉励同学们要广读材料，善于发现问题，同时学习前辈学者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其次，葛少旗认为学术背景、学术训练会影响对材料的判断、对问题的发现。因为马先生是由社会学转向民族史研究方向的，所以他对碑刻中的民族资料信息尤为敏感；最后，葛少旗还介绍了侯旭东、孙齐二位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侯旭东先生的《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孙齐先生的《芮城道教三百年史——以北朝隋唐造像为中心的考察》都利用造像资料，关注地域人群，能对我们有所启发。
在提问环节中，李晓清就“墓志”资料使用的一些问题询问老师，葛少旗认为对墓志信息应有所取舍，不需面面俱到，仅提取与自己研究相关的部分即可。葛少旗随后还详细讲述了墓志的生成过程，提醒大家使用墓志不能秉持“拿来主义”。
此次读书会中，与会者各抒己见，自由地进行了探讨，现场学术气氛浓厚。读书会使同学们进一步触摸治史之脉络、体会治史之精神，加深了同学们对历史研究方法的认识和思考，与会者学习受益颇多。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本期读书会顺利结束。（摄影：周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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